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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代中医卫氏家传~~~
2020年07月31日 星期五 出版 上一期  下一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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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代中医卫氏家传
收藏展背后的民国贤医
卫水良在上世纪40年代的中医毛笔处方。
上海市卫生局于1950年12月下发的中医临时开业许可证。
  □ 卫润石

  故事,从收藏展开始

  2013年,上海举办首届上海市民文化节,活动中有市民收藏大展。区收藏协会发动会员积极提供展品,先行举办奉贤区收藏展,挑选展品向市级推荐。

  我家世代中医,已历七代,祖上留下一些中医古书,计有百余套(本),如名医张景岳、张鞠通、叶天士、丁甘仁等著作、医疗经验论集;还有几百张民国时期的中医毛笔处方。我上报了“民国中医处方”,既轻便,也有实用价值。大多是父亲卫水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开的处方,有小部分是父亲的内妇科老师、浦南名医徐作民先生上世纪二、三十年代开的处方。

  奉贤“市民收藏大展”在区图书馆展出,“民国中医处方”引起市收藏协会吴少华会长的注意,认为其他区、县甚至市级大小藏品展从没有出现过这类展品,这是收藏中的新门类、新品种。就此,奉贤的收藏专家在初评时,把这件展品推荐到了市里。

  推荐到市里,我没想到在复评和终评时还能有所进展。因为即使在奉贤区,民间收藏也有许多是专家级的。11月19日,接到市收藏大展组委会来电,获悉我与包畹蓉、邵根才等老师一同被评为百名市民收藏家,要作布展的有关准备。给我的感觉天上真的是掉下块馅饼。

  细细想来,能进入上海市民百名收藏品之列,得益于“民国中医处方” 的三个特点。一是它的医术水平,徐作民先生及我父亲卫水良都是医术高超的老中医。徐作民先生是浦南中医联合会执委,他创办的“盐溪中医馆”先后教授了18名弟子,大都成为地方上有名的中医师。

  父亲卫水良原系县人民医院中医科负责人、县政协委员。上世纪30年代学习中医外科,后又随徐作民先生攻习中医内妇科,中医内、外科兼通,使他在医学上全面发展, 触类旁通,精益求精,上世纪40年代在地方医界已很有名声。

  父亲在泰日徐作民先生处求学时,认真学习徐作民及出身泰日的沪上名人朱積诚的书法艺术。他刻苦学习朱先生书法艺术,学得一手好字,刚劲中寓灵秀,婉约中含峻奇,舒卷自如,行云流水。这使得他的中医处方锦上添花,深得医界和病家的好评。中医看病,疗效如何,要服药后才知道,而医生写的字怎样是首先被感知的。大凡中医无不讲究书法艺术。父亲抗战期间在上海泰康路等地开设诊所,受上海中医界影响,其处方笺的设计日渐考究起来,从单纯诊所题头到请人撰写题记,从单色印刷到套色印刷,从收藏艺术角度看,为处方增色不少。

  从市收藏大展组委会角度来说,“民国中医处方”能入选,一是体现了首届市民文化节的宗旨,这是上海普通百姓的文化活动,市民收藏也体现了大众性、民间性、多样性,不同于专业收藏展览。“民国中医处方”这个新门类、新品种得到发掘和认可。二是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。上海的名老中医很多,他们留下了不少中医处方,不论在医疗水平上、书法艺术,甚至在处方箋设计上,珍品很多,流散在医家后人、病家以及业余收藏爱好者手中,收藏界认可这个门类后,肯定会涌现出不少精品,供人们研究观赏。三是“民国中医处方”的历史性。在三山会馆办理藏品布展时,一位参加终审的委员对我说,这件藏品之所以入选,是因为这是一段历史的终结。事后细想,确实是如此,民国时期毛笔书写处方的方笺艺术已达到高峰,中医处方到解放后基本以钢笔处方替代,一般只有药名剂量,没有脉案。现在更是电脑处方,从书法角度来说已没有收藏价值。毛笔书写中医处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,已成为历史。这段历史应该被收藏起来,保存下来。

  收藏背后的世医卫氏

  父亲是“卫氏医家”的第六代传人,他于1944年(甲申年)书写的《世医卫氏家传》中记载:卫氏为赵宋鼎元卫泾公之裔,父亲为卫泾公的三十三世孙。文革前家里存有卫氏家谱,但于文化大革命时烧毁,只存留零星资料。

  至清代,祖上以耕读传家。自乾隆、嘉庆年间起,六世祖卫成山始研歧黄医术,精咽喉科及内外诸科,尤其擅长推拿,能使患者上吐痰涎,下启肺脾;祛湿热以清肠结,纳饮食以舒生机。一些病人一经诊治能立显奇效,危重病人能决人生死。擅名江浙,誉为神医。家传上说“事载邑秉”,可见六世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。后传子卫东浦、孙卫星桥、曾孙卫守愚三代,均以推拿医术为主、内外诸科为辅,以儒而知医、衣钵相承。卫守愚为我曾祖,但曾祖不幸得病过世较早,祖父卫叔如(字恂儒)尚未到受业年纪,致使推拿医术失传。为使医业不致中辍, 祖父年长后去祖辈东浦先生再传弟子处学习中医外科,业成悬壶八载,深得乡里称许。但后亦积劳成疾,竟一病不起。当时父亲卫水良年纪尚小,智识未启。及长,在再传弟子门下学习中医外科。行医数年,又去浦东名医徐作民先生处学习中医内妇科,学成以后,服务乡里。擅内、外、妇诸科,致力于仲景古训,博采众方,融会贯通。临床诊断,善辩诊察色,论形处方,不拘泥于一法一方。解放前后,瘟疫病流行,父亲深研瘟病学说,常以白虎汤、紫雪丹、犀角、羚羊角未分之类清热凉营,透热转气,化险为夷,挽病人于危亡之际。父亲对妇科诸证,有独到见解,对妇女经带、胎前产后经验丰富,他医治的病人中妇科病症要占一半以上。

  父亲在《世医卫氏家传》中写道:“医虽小道,实为病家生命所寄,死生之间,不容毫发”。认为病家生命所系,医生不容丝毫疏忽。并以此为之惕励,故他博极医源,精勤不倦,析辨奥理,深究医理。这是父亲乃至祖上传承下来的家风医风。解放前老百姓穷,不少病人小病熬、大病躺,重病实在不行了才找医生治疗,父亲遇到这样的病人,总是不收分文免费治疗,尽力把他治好。

  新时代:良医精神世代相传

  父亲以其精勤不倦、博极医源的精神处世行医并教育我们后辈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响应党的号召,联合孙华士等医学同道积极筹建联合诊所,并担任了金汇联合诊所副主任,以治病救人为己任,积极开展金汇地区的治病防病工作。1956年初抽调至县里,在县血吸虫病防治站治疗血吸虫病病人,经常风里来雨里去,到全县各个治疗点救治病人和指导治疗工作。由于他工作出色,于1959年前往北京参加有关卫生工作会议,这是他第一次上北京,很光荣,是党和政府给予的荣誉。

  1962年,组织上又调他到县人民医院中医科工作,这更能发挥他的长处。他的医术声誉已很高,深得病家赞许,但他始终认为,医学知识学无止境。他买了不少医学书籍,床头、桌上总放着医书,隨时拿来翻阅。父亲工作任劳任怨,从不叫苦叫累。我在学习中医期间,每到父亲处,必定叫我给他抄方,一来加快些门诊速度,二来是让我多学习些医学知识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,父亲虽身处厄境,但仍不忘医生本职,坚守岗位,忠于职守,救死扶伤。“劳动改造”期间,在花坛边、小路旁甚至厕所里拿着烟壳纸为病家开方。文革结束后,他作为县政协委员、县医院中医科负责人,与中医同行一起,开设中医讲座,拨乱反正,努力提高县内中医师的业务水平。他的业务很忙,每天门诊达七、八十号甚至百号以上,经常草草吃饭、不休息接着门诊,因为不加班加点,是处理不完就诊病人的。虽年事已高,仍勤奋不已,似老黄牛一样,尽心尽职。

  我和妻子先后上了上海市第七、第八届中医带徒班,也承接了父辈认认真真做人,踏踏实实做事的家风医风。妻子金淑芳获得不少先进工作者、大功、优秀党员等荣誉。我岳父是区里的针灸名医,耳濡目染,她跟父亲也学得了一手针灸推拿技术。她退休后聘用,医院考虑到针灸医生少,希望她专门从事针灸门诊。她二话不说,服从分配,至今在针灸科已工作了十七、八年,深得病人信任和好评。2013年10月上海新闻晚报《名医·养生》版以“阿拉好医生”为题,表扬她行医近50年,医德高尚,医术精湛。尤其是针灸治疗面瘫、腰肌劳损、突发性耳聋等疾病方面疗效独特,受到病人信任。

  欣慰的是,小儿子转入医药行业,成为了执业药师,亦已从业十又七年;孙子考入海军军医大学,成了新一代医学接班人。父亲以前使用的“六世医卫水良”处方,可延续为“九世医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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